为何香港政商界女性常“冠夫姓”，而女明星少有？
印象中，很多香港政商界已婚女士的名字都是四个字的，例如现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。其实，这种现象是“冠夫姓”，即结婚之后在自己姓名之前加上丈夫的姓氏。
还有首任特首夫人董赵洪娉、第二任特首夫人曾笑鲍薇、第三任特首夫人梁唐青仪，以及首富李嘉诚的妻子李庄月明、曾任新鸿基地产主席的郭邝肖卿、邵逸夫的第二任妻子邵方逸华等。
相比之下，不少耳熟能详的香港女明星以及普通市民在结婚后极少“冠夫姓”，原因是什么呢？
在1971年10月7日《香港婚姻家庭与继承法》生效之前，香港当地的中国人并没有专门的婚姻条例，他们遵循的是《大清律例》、中国传统习俗、英国法律制度等。
而这三大源头都能找到“冠夫姓”的痕迹。
中西荟萃、古今交融
香港政商界已婚女士冠夫姓的比例高于其他行业的女性，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：
01 | 中华民国法律 |
古代常有女性本姓前加丈夫姓氏，如“张王氏”。
1929年，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《民法》，首次对“冠夫姓”作出规范：“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。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。但当事人另有订立者，不在此限。”
所以香港女性婚后冠夫姓，也吻合中国的传统习俗。
1933年和1944年，内政部先后修正公布《更名改姓及冠姓规则》。这种“新式婚姻”很快就流传到香港，并在当地的中国人中流行起来。据港府统计，这种婚姻方式主要集中于1930年至1960年期间。
02 | 英国习惯法 |
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，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，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。
英文中的姓叫“Family name”，即家庭姓氏。对于传统的英国人来说，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，用统一的姓氏，当然一般都是使用丈夫的姓氏。
受此影响，香港女性婚后应当改用夫姓，或者在本姓之前冠以夫姓。在丈夫去世之后，其遗孀可继续使用夫姓。但对男性来说，即使女方家庭背景再显赫，一般也不得改为妻子的姓氏。
03 | 英国政务系统的偏见 |
港英政府时期，对传统而保守的英国高官来说，一旦有女性公务员婚后不冠夫姓，会被看作是夫妻感情出现问题的表征，也容易让人搞糊涂怎么称呼才好。
据香港学者研究，当时婚后没有改用夫姓，或没有在自己姓名之前添加夫姓，女性公务员原有的“永远长俸雇佣条款”就会被转为临时性质。
于是，从政女性迫于政务系统压力，为了赢得认同和升迁机会，也为了自己的养老金，纷纷冠起了夫姓。
她们的英文称谓，则是“丈夫的姓+太太”。
林郑月娥在某次采访中回复“如何称呼”的问题：在香港比较熟的朋友都叫我Carrie，其他的就是林太，很少有叫林郑的，所以您最好也叫我林太。
比如，在正式场合可称呼为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”，避免使用“阁下”一词；在致辞时，可称呼为“林太”。通告特别强调，称呼他们夫妻不可以用“伉俪”，因为特首的身份比其丈夫要尊贵。
04 | 男性巩固家庭权威 |
特别是那些名门望族、商富巨贾来说，让配偶冠上自己的姓，成为身份、地位的象征，也容易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。
纵观上述原因，对普罗大众而言，既不从政当官，外界压力相对较小，自然很少有女性婚后改姓的。
还有那些拥有大量粉丝的女星，收入高，经济自主，可以说“自己就是豪门”，当然也甚少在婚后改姓，而且明星作为的公众知名度已经形成，如果改姓，或许还会带来粉丝的流失。
不过也有例外，香港个别村庄，至今还有整村人使用同一姓氏的传统。
位于元朗区的厦村就是这样，村内已婚妇女冠夫姓，目的是向外界表示身为氏族的身份。没有冠夫姓的，多半是由外界迁入的杂姓人，即是非原居民。
出生于大埔围的TVB演员罗仲谦，他与同为演员的杨怡结婚时，就希望女方冠其姓，改名为“罗杨怡”，可见围村村民这种冠夫姓的思想根深蒂固。
TVB演员罗仲谦、杨怡
而围村这种冠夫姓的传统，是因为围村的社会模式仍处于农业社会状态，家族产业处理和继承是以男性氏族为主导，女性若不归附会产生被排斥感。
然而，无论是谁，改姓都可能遇上这些现实问题。
“冠夫姓”的现实烦恼
对于真正以夫姓冠名的女士来说，第一步就是去入境事务处的人事登记处申请，在律师见证下签署改名契（Deed Poll）。而后，拿着改名契再申请新的身份证，接着去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，并陆续更换银行账户、护照等。
但诸如出世纸（出生证明）、毕业证书等不能更改的的证件仍然写着婚前的姓名，因此，为了证明“我是我”，就要每次都同时拿着旧证件和改名契才行。
当然，有时也会遇到修改证件不彻底，有的改了、有的没改，难免会陷入窘境。对一些学术界的女性而言，一旦更改姓名，前面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学术影响力可能都付诸东流。
再有一种尴尬的情况：现在人结婚、离婚都比较常见，有的人经历好几次婚姻，如果每次婚姻都要冠夫姓，那么就要不停更改姓名，不仅增加了自己跑入境处的次数，也会让身边的同事、朋友等无所适从——万一叫的是旧名字，那就太尴尬了。
德国总理全称：安格拉·多罗特娅·默克尔。“默克尔”其实是前夫的姓，但她再婚后依然保留前夫的姓氏。
于是乎，她的现任丈夫乔基姆·绍尔，偶尔被人错称为“默克尔先生”。乔基姆·绍尔心里阴影面积有多大？
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丈夫
今日的香港政商界
冠夫姓逐渐减少
即使在香港政商界，冠夫姓的也大多数是中老年女性，很多都在逐渐告别政治舞台。绝大多数新近一代政界女性，即使在结婚之后也没有冠夫姓。
没有冠夫姓的政界女性中，立法会议员蒋丽芸一度被香港媒体漫骂和丑化成政坛“元秋”（周星驰电影《功夫》中的包租婆）。
但她也是实力护夫的狠角色。蒋丽芸曾在媒体表白老公梁海明：“嬉笑怒骂无所谓，但不要伤害我老公，他非常支持我，还让我做回自己（不需要冠夫姓）。”
蒋丽芸
此外，曾任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副局长的许晓晖，曾任食物及卫生局政治助理的陈凯欣等新生代政治人物，都没有在婚后冠夫姓。
这是政治经济发展、社会习俗变化、法治进步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。
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是个独特的时期，它经历许多的变迁，也迎来了新的思潮。
01 | 新婚姻法保障了女性更多权利 |
从1971年起，香港陆续出台《婚姻条例》、《婚姻诉讼及财产条例》、《分居及赡养令条例》、《收养子女条例》、《未成年人监护条例》、《保护妇孺条例》等，对婚姻制度产生了长远影响。
这些法律对夫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规范，有力保障了女性在婚姻、教育、遗产和土地继承权、生育、就业和税务等方面权利。这就使得女性不再需要通过冠夫姓保障自身权益，有力提升了女性的地位。
02 | 公务员系统的平权运动 |
20世纪70年代末，香港公务员系统掀起了一场男女同工同酬运动，其主要诉求是女性获得与同级别男性公务员同等的地位和福利待遇。经过积极争取，最终实现了男女公务员同工同酬。其后，女性公务员在政务系统中地位不断提升，也不再有必须冠夫姓才能获得认可的压力。
03 | 女性独立自主能力显著增强 |
现在活跃于政坛的冠夫姓女性，大多数出生于上个世纪中叶。
与她们相比，新生代政治人物受教育的程度大幅提升，可以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收入，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更趋强势。
一项调查显示，学历越高、收入越高的女性，其冠夫姓的意愿就会越低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香港冠夫姓这一习俗，就会退出香港历史的舞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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